提到杨宪益先生，就不能不说起他的夫人戴乃迭。在翻译界，做中文外译工作的人很少，像先生这样的夫妻合作，更是绝无仅有。他们不仅翻译了《红楼梦》，还将《离骚》、《儒林外史》、《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散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鲁迅选集》等上百万字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成了英文。作为主要译者和执行主编，杨宪益、戴乃迭共同支撑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近五十年，自1951年创刊以来，这份刊物一度是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的惟一窗口。

遗憾的是，五年前，夫人戴乃迭因病去世，只留下先生独自一人呆在什刹海边上一座宁静的小院中。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这是杨宪益先生在爱妻戴乃迭去世之后写下的一首缅怀诗曾在本刊编发过。在先生与爱妻戴乃迭相濡以沫将近六十年的岁月里，熟悉他们的人说，这样恩爱不渝的夫妻是很少见的。六十年来，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名字从来没有分开过，即使今天接受我们拜访的只有杨宪益一个人。

夫人戴乃迭的素描画像就端挂在客厅的墙壁上，杨夫人戴乃迭原名格拉蒂丝·玛格丽特·泰勒（Gladys Margaret Tayler），她的父亲是一位英国传教士。出生在北京的戴乃迭，自幼就对中国、对北京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相应的情感。1936年，杨宪益进入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并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戴乃迭。不久，戴乃迭发现，先生是个非常有趣的同伴，而且精通中国古典文学。

大概正是杨宪益身上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让戴乃迭爱上了他。后来，戴乃迭干脆改学中文，成为牛津大学攻读中文学位的第一人。正是生活、情致和事业上的志趣相投，使他们成了彼此的知己，也为日后共同的翻译工作铺就了坦途……

1940年，杨宪益毕业回国，与六年前他独自漂洋过海相比，这次他带回了21岁的戴乃迭，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年轻漂亮的英国姑娘，怎么会跟随杨宪益来到当时正处于战乱之中的中国。但从两人走到一起的那天起，他们两人便作为一个整体面对人世间的一切。

回国后，杨宪益夫妇不断地在中国西南的各个城市之间奔波，生活非常辛苦。直到1943年，友人推荐他们去了梁实秋领导的国立编译馆。当时的国立编译馆只有人从事将西方经典翻译成中文的工作，还没有人进行中文外译。事实上自19世纪末以来，与外文中译的繁盛景观形成鲜明对比，中文外译一直就显得势单力薄。所以，直到20世纪四十年代，西方人对中国文史经典还几乎一无所知。梁实秋希望杨宪益夫妇能去领导一个部门，专门从事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工作。

当时杨宪益选择了翻译《资治通鉴》，因为觉得“有人还没看到过”。虽然由于战争原因，最终《资治通鉴》的英文译稿不幸丢失，没有出版，但这是中国学者主动向西方介绍文化典籍的最初努力，杨戴两人的中文外译事业也从此开始起步。

很快，杨宪益发现：在翻译上,他和戴乃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常常是杨宪益手捧中国的古典名著流畅口译，戴乃迭手下的打字机飞翔一般流动。

在杨宪益看来，有了戴乃迭的帮助，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翻译的。就连中国的《楚辞》也不例外。简单来讲，翻译就是把某一种文字，翻译到第二种文字。“就是这么一回事”。先生说，“要是原本你懂了，你翻译成外文都没错。”

1951年杨宪益夫妇接到中国外文出版社的邀请来到北京，当时外文出版社（现中国外文局前身）刚刚创立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这标志着向西方社会系统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开始。在这一时期，杨宪益夫妇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中文作品。

三卷本的《红楼梦》英译本便是此间的作品，这是至今为止惟一一部中国人翻译的全译本，另外仅有的一个全译本是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红楼梦》两个英文全译本的出版，不仅是中国和英语国家文化交流的大事，也是文学翻译的大事，它促进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进程。在此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相继又出版了由沙博里翻译的《水浒传》（Outlaws of the Marsh,1988）等其他三部中国古典文学的英文全译本。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半世纪的情缘与生活，可以说历尽了艰辛——他们在“文革”中共同蹲过监狱，长子精神失常后在英国自焚……直到他们从外文局离休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两位老人携手一起上街买菜、挂号看病。可惜，进入暮年的戴乃迭身体欠佳，她不大讲话也不大出门，杨宪益便寸步不离的陪伴她，陪伴她走完了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可以说，杨宪益、戴乃迭以他们事业上和生活上的完美结合创造了一个中西文化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独特范例。几十年来，他们珠联璧合的合作使他们双双获得了“译界泰斗”的美誉，他们不仅创造了翻译史上的奇迹，更用一生成就了一个传奇。

戴乃迭走后，杨宪益的生命仿佛也随之凝固。他停止了翻译工作，只有他们留下来的上百万字的翻译作品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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